2019年4月2日

追忆老林:佛教徒与社会主义的信徒

作者 逍遥子

追忆老林:佛教徒与社会主义的信徒:
据说,老林(林孝信)是星云法师在宜兰收的徒弟,在佛光山体系里居于很高的辈份。后来,老林在南艺大开授研究所必修课「政治经济学」,第一堂课就是要学生回去试着分析〈共产党宣言〉里著名的社会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人说,老林在成为无神论者之后,放弃了早年信仰的佛教。据说,老林为了家计而到全省巡回兼课,一周环游台湾两次,足迹遍及各公私立的大学。其实自始至终,老林都在实践佛教徒的信仰,也在实践社会主义者的信仰。

佛教徒与社会主义的信徒:
如果你去读英国作家 Douglas Hyde 写的名著《献身与领导》,可能会极其惊讶: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怎么会叫基督徒去学习共产党的精神与作为?的确,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就叫 Dedication and Leadership: Learning from the Communists。更叫人诧异的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是单国玺主教,出版社是光启文化——为什么连素来偏向保守的天主教都还推崇这样的一本书呢?

其实,最虔诚的基督信徒跟最虔诚的共产党信徒原本就只有一线之隔:有神论者成为基督徒,无神论者成为共产党徒。于是,南美有解放神学,他们坚守耶稣的教训:基督徒当消除阶级,彼此服务,互为最卑微的仆人(洗脚礼,约翰福音13章);基督徒当服事所有人之中最贫困的,犹如在服事耶稣(马太福音25章)。于是,法国有以马内利修女,永远跟最贫穷的人站在一起,永远大声地谴责不公不义。而印度有德瑞莎修女,想要让那些被家人与社会遗弃的临终病人相信:「是的,你值得被爱!」

而在台湾,老林用他的一生行谊向我们证明:佛教徒与社会主义信徒也只是一线之隔——有神论时是佛教徒,无神论时是社会主义信徒。老林一生的信仰与实践始终如一:他一直都是看破名利、权势与财富的佛教徒,他一直都在实践佛教徒的法布施,他一直都在为了缓解众生的悲苦而全省奔走——这一切也都是最虔诚的社会主义信徒努力地在实践的。

托尔斯泰曾经极其睿智地指出来,这个世界一直都只有一个问题:有些人(几乎是每一个人)老是想要付出得比别人少,却得到比别人更多。政治经济学把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叫做「寻租」(rent seeking),左翼思想家把它称为「剥削」,而马克斯、亚当史密、Joseph Stiglitz 和创立 ordo-liberalism 的德国经济学家 Walter Eucken 都想尽办法要消除这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行为虽然他们的手段都不一样。

然而,要实现这样一种左翼与右翼共同的美梦,我们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想要付出得比别人多,却得到比别人更少」的人。杨渡说,老林「一定是最后一个墨家,…,一个摩顶放踵,为天下担忧奔走的人。」也许我们也不妨这么说:老林是用佛教徒的慈悲、温柔与无我,在实践社会主义信徒的志业。「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背后,老林过世以后,不但主流媒体悼文纷繁,而且治丧委员会遍及蓝绿、统独、捍卫既得利益者与被压迫者——所有对立的,不可能聚在一起的,全聚在一起了。我看了傻眼,原本自以为懂老林,却开始怀疑起自己到底懂不懂真正的老林。

上网查索老林一生行谊,发现他从钓运、海外民主运动,到国内的工运、媒体监督、社大、通识教育、原民运动,到处都有他的身影。我看了再度傻眼,搞不懂老林为何到处留情,遍地播种。这些看似不相连属的活动背后,到底是不是有一套「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与战略?还是纯属偶然的随兴与「随缘」?把我在网络上能找到的文件都仔细读过之后,又跟两位深知老林的朋友在电话上长谈,我才知道:只要有助于促进台湾社会进步的事,老林都愿意作;只要有助于复育台湾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和事,他都积极地去连结、促成。他的遗孀美霞说:老林深知台湾的社会主义气候不成熟,所以自居组织工作者,以厚植社会主义土壤为阶段性目标,积极串连全台湾所有相关的人士与资源,希望达到「1+1>2」的总体战效果。

这样的叙说,让我对老林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我跟老林有缘,在社大全促会里是默契十足且彼此互信的战友;我跟老林缘浅,只有公谊而无私交,从没机会谈社大以外的理念与抱负,甚至除了在全促会见面之外,只有两次路上的偶遇。有一次在火车上巧遇,他想跟我约个时间谈社大的事,就掏出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记事本,研究他的行程。我发现那本册子里每日行程塞满到罕有空档,连吃饭时间都排满要商谈的人与事。我是个不耐操劳的人,惊讶地问他:你在忙什么,这岂不是自我剥削?他腼腆地笑笑,跟我说:「我时间不够用,只好充分利用每一天所有的时间。」

原来,老林不是为了生计而在全台兼课,而是为了要串连全台通识、社大、原运等有助于厚植社会主义土壤的资源,所以干脆到全台各大学的通识中心去兼课,以便从体制内部动员各大学的资源,同时又利用兼课之余的时间串连当地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为台湾各种社会运动寻找机会与开创机会。他曾感慨地跟我说:「有些人怀疑我要自立山头,其实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是想做事而已。」这个无我的佛教徒,忙了一辈子,所串连的全台人脉与资源不仅无人能出其右,甚至无人能望其项背。而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名利与权势尽归跟他合作的人,他却一无所有地离开——若非媒体在他辞世后大肆报导,台湾有多少人知道曾有老林这个人?若非他身故之后的各种纪念文,连我这个战友都不知道老林竟为台湾做过那么多事。

当媒体报导说老林获颁总统褒扬令时,我感慨地跟一位朋友说:「就老林一生对台湾的贡献而言,褒扬令是迟来数十年的肯定;就老林一生的信仰和行谊而言,褒扬令却是对他一生最大的反讽。」「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是想做事而已。」台湾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胸襟与抱负?跟他共识过的人之中,有几个人了解他这样的胸襟与抱负?

左翼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典范老林没有博士学位,但是不缺博士的学养。在我心里,他比许多顶尖名校毕业的博士更像个知识分子,也更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在南艺学生对他的怀念文里,我看到他如何用政治经济学启迪年轻人的思想与热情;在陈奕晔的〈纪念林孝信顾问〉(《新公卫报报》2016年一月刊)一文里,我看到老林如何通过「读书会」、「领导人才培训」与「反思营」来建立一个团队的组织运作能量。老林不只是一个行动家,同也是一个有思想,有战略的组织工作者。

跟一位朋友在电话上谈了将近三个小时,谈老林,谈时局,谈我们对时局的忧虑、悲观与无奈。我突然想起来,如果老林还在,他一定是心平气和地在寻找与开创新的可能性,而不会像我们这样地唉声叹气。我感慨地跟这位朋友说:「我只是在尽知识分子的责任,老林却是在实践他的终生信仰。」在老林面前,我顶多只是一个关心弱势的人,愧为公共知识分子,更不敢自称左翼。

看着老林不分统独、蓝绿地串连全台所有进步与不进步的力量,只为了为一个更公义、更有人味的台湾,我了解老林是菩萨愿与菩萨行,而我终究只是个自了汉。老林走了,我才开始了解他,也才了解到台湾失去了一位多么罕见的人才。我想不起来有谁能像他那样地广结善缘,我想不起来有谁愿意像他那样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脾气与好恶,我们都有自己的洁癖与坚持,我们都有跟人决裂或默默地分手的时候,只有老林总是愿意委屈自己去跟所有的人连结。当所有的人各自如同瞎子摸象般地记下对老林的零星、破碎记忆时,我才警觉到,世间已无老林,而且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扮演他的角色了。看着横扫全球的资本全球化,虎视眈眈地集结在权力与金钱周围的国内财团、政党,以及卖友求荣的「前社运份子」,被路线之争撕裂得零零碎碎的运动团体们自保尚且不易,我们又如何去保护弱势,捍卫公义?老林走了,也许我们的损失远超过我们所觉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