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5日

亡台从五年五百亿开始

作者 逍遥子

亡台从五年五百亿开始:
我贴出「台、清、交大羞于告人的『卓越」秘密』」一文后,有几位记者打电话来采访,希望挖出更多的「密辛」与独家。我宁可利用这部落格自己进一步阐述前文未了的部分。前文主旨在凸显:学术界配合地方选举,为扩张校地,漫无目的地接收地方政府的既有公地或征收的土地,这是违背学术伦理的作为。据说已经有学校出面表示对我的个人意见不予以置评,我建议有心厘清真相的记者不要只是采访双方之词,而是应该去全面性盘查这些土地的使用现况,作为读者评断谁是谁非的客观依据。至于我的辞职,主因是不满于学术风气的败坏,而自己无力阻挡。学术风气的败坏,我以为五年五百亿贡献最大,而国科会的杰出研究奖制度则是始作俑者。

一、国科会杰出研究奖的流弊
刘兆玄曾把「杰出研究奖」的设立当作他在国科会期间最主要的建树,但这个制度却「立意良善,流弊无穷」。杰出研究奖的审查过程不严谨,很多评审只有能力(或时间)评估候选人发表论文的篇数,而非其研究成果的实质价值,因而变相鼓励有心人一稿多投。典型的例子之一:材料系的教授把同一套方法与实验程序应用在五、六种性质相近的材料上,再把结果写成题目跟主文乍看不相同的论文,同时投寄给不同的期刊。这样,一种创意产出五、六篇论文,论文篇数累积速度之快真的叫严守学术伦理分际的学者浩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快速累积论文数量的另一个办法是浮滥收研究生:一个教授收的学生人数愈多,出论文的速度愈快。去算一算台大各系研究生人数和大学生人数比,就大概可以算出哪个系拿杰出研究奖的机率比较高。此外,跟熟络的国内外学者互相在对方发表的论文上挂名,更是家常便饭。国内曾有一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因为所挂名的论文被指称造假,而出面辩称:那是学生未经他同意而挂名的。我不熟悉医学学术圈的规矩。在我的行业里,任何人发表论文时若挂我的名,我一定会收到期刊编辑室的通知,没有不知情的可能。

还有,新兴领域(譬如奈微米科技)发表论文较容易。这是因为新兴领域的学术期刊量多,发表机会大;而且学术贡献的评估准则尚未确立,最容易在乱局中侥幸得逞而通过各种期刊审查。此外,新兴领域权威未立,学阀较少,因此新人出头的机会也比较多。我曾经审过好几个研究计划和附送的论文,表面上期刊冲击系数(imapct factor)高,其实论文质量其差无比。但是,对学术没有自己方向也没有热忱的人,最容易随时着时潮迁移,专门发表报屁股文章。只要篇数够多,就有机会拿杰出研究奖。我的博士生曾经不屑地说:简直像贩卖身体的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学者当到让人看不起,我自己也无法坦然地做为其中一员。

最厉害的教授则建立起福特汽车式论文生产线:硕士生指导大学生做实验,把结果一部份当作大学生推荐甄试的材料(甚至协助他们在国内发表论文),又同时把这些成果当作自己的硕士论文成果。硕士生上面有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题目跟博士生的题目严重重迭,然后博士生把这些研究成果拿去发表论文,所以博士研究轻松又论文产量大,容易毕业。这种生产制度下,大学生帮硕士生,硕士生帮博士生,大家都轻松,研究室学长学弟又感情良好,老师也不用叮着学生,甚至根本就只负责对外找钱给大家花(包括老师),整个家族和乐融融。钱多了之后,论文可以找校外的外籍人士改,指导教授甚至不需要改学生论文。

不愿意这样做的学者,严格盯紧学生的进度,从构思题目、查索论文到研究规划、论文撰写一一严格训练,结果是讨学生嫌。当身边的同事愈来愈多人在讨好学生或放水时,要当负责任的指导教授不仅愈来愈困难,还很容易被学生误会成「毒舌」、「找麻烦」。我一个博士生跟家人告状说「我好像是得罪他,不然为什么一篇论文叫我改三次。」

国科会似乎有人深知杰出研究奖的流弊,一度拟取消杰出研究奖。我在系馆公告栏上看到校长代表「本校同仁」反对取消杰出研究奖。我真的很想知道:清大到底有多少被学生和同仁私下认为敬业且学养值得肯定的教授会愿意支持杰出研究奖?你可以说「反对杰出研究奖的人都是那些没得过杰出研究奖的人」来暗指这些人酸葡萄,妳也可以猜猜看这些人中有多少人没得奖是因为不屑。

二、杰出教学奖到底是什么「碗糕」
清华有杰出教学奖的设立,由来已久。我的个人意见是:问卷设计粗糙,只能反映学生满意度,无法反应教学质量。有兴趣客观研究这问题的人可以去拿清大的官方问卷来研究,试着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曾在上课时严厉纠正一个跟隔桌同学打闹的学生,他愤而在我的问卷上全钩「极不同意」,让我的这门冷门的选修课平均分数掉了0.3分。我的课冷门,但却常常旁听的人数超过或接近选修人数,因为我打分数比别的课严(但远比剑桥松到让我汗颜,甚至远比十年前松非常多)。

要让学生满意度高,当然还是需要认真教,但更重要的是:教材不能太难(最好上课时马上可以吸收,回家不用想),要迁就学生的程度(一位拿杰出教学奖的同仁承认:他花了将近一个月帮学生温习上学期另一门课教的内容),要亲切而不要严厉。我每年都在向下调整教材难度,以致于我实在不愿意再承认我在教的是全国最优秀的大学生。

我已经好几年拒绝给学生写国外留学推荐信,因为我已经不愿意再写上我过用的这一句话。以前,我甚至经常写:「He is as competent as most of my classmates in Cambridge University」我的教学目标很简单:我希望在我班上前10名的学生我都敢写上这一句评语。现在,我不敢怀这期待,也就使教学的目标和热情都模糊掉了。

以前,我在机械系上课,教材可以让别系的教授来询问是否能让他用,而且连续三年每年吸引十几位电机系学生放弃系上的课来修我的课。一位毕业的校友听到我要退休,说了一句:「系上以后没有控制理论了」。其实,早就难以为继了!从大一被惯坏的学生,已经很少有人有能力听懂我一整个学期的课。我常问自己:我要不要跟整个风气妥协?不妥协的话学生愈来愈少,要妥协的话总觉得对不起真正优秀的学生(不教有难度的教材,他们不会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精髓与精彩处)。

学生要进来确实是不容易,但出去的时候程度愈来愈差。我一直痛苦地问自己:我到底可不可以继续参与这向下沈沦的过程? 三、五年五百亿和正教授的分级制度(讲座教授、特聘教授,etc)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术文化之沦丧是这些年逐渐累积出来的,但是五年五百亿和正教授的分级制度却使学术文化恶化得极其迅速。只有杰出研究奖而没有五年五百亿和正教授分级制时,正教授大致上彼此知道谁在认真做研究,谁在认真教学,以及谁在不择手段。而不择手段的人也只敢走夜路,在各级会议上禁声不语。那时候,谁有道理谁的主张就得逞。我曾在校务会议上数度力抗校长提议,而在投票时得到压倒性的胜利。那时候清大有一笑谈:「彭明辉每四年只得罪一个人:校长」。现在,大家忙着写论文、抢钱,没几个人有闲去把是非理清楚。

尤有甚者,以不当手段被封为讲座教授、特聘教授的人,开始公开表示五年五百亿是他们争取到的,有权利分到比较多的资源(尤其是要求收比较多的学生)。讲话开始蛮横起来,各级会议愈来愈说不清楚是非,许多会议根本就是利益(资源)争夺战,我常觉得是身陷于暴民之中:只有投票,而罕有属于是非的讨论。我跟郭台铭开过一次会议,那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他所敬仰的一位日本企业界大老告诉他:教授是金头脑,企业没有跟教授合作不会成功。但是,五年五百亿却用SCI 和 SSCI 绑架了所有优秀的学者,不许他们研究真正台湾需要的技术。

我在「学术自由的本意与沦丧」「4-2、本土学术的空洞化与学术自由的沦丧」节里阐述五年五百亿如何与台湾的社会与产业发展脱节,以及该政策将如何导致本土学术的空洞化。也在「4-3、学术买办与学术殖民的兴起」叙述各种学术的诈术,不再于此重复。知识通讯评论也有许多的评论,我就不再赘言。

没有五年五百亿和正教授分级制时,愿意研究国内议题的人会去研究国内议题,喜欢跟海外对话的人去争国际知名度,爱好虚名与不择手段的人各依其性。这样的学术圈效率未达极大化,也难免有小人,但有心人至少可以认真做自己愿意献身的研究。这样的制度下其实弊端很少:要申请到国科会计划和甲种奖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学术成果发表,而台、成、清、交的学者个个心高气傲,敢公然混日子的是极端少数。

有了五年五百亿和正教授分级制,所有的人都被迫要走同样的路,甚至跟不守学术伦理的人争排名与业绩,以免被他们羞辱。结果,真正有执有守的人受不了这股恶风而先退休。那些原本在混的人呢?反正要发表SCI的论文根本不难,只要厚着脸皮,总有办法写出报屁股文章。大不了跟着时潮去炒作就可以了。

要亡台湾,先瓦解她的产业竞争力;要瓦解台湾的产业竞争力,只要切断她的学术跟台湾社会的关联即可。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这么写:台湾的沦亡,从五年五百亿开始。对于五年五百亿我最想说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笨到编列国家经费,来阻止大学教授研究跟该社会有关的问题。令人难受的是:这样荒唐的政策竟然获得蓝绿政府共同的支持。争什么统独?蓝绿不是一致地要瓦解台湾学术与产业,以便中南海有一天可以「解放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吗?